经查，“发烧友”这个叫法最早是由香港的“音响器材爱好者”发明的，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功放是以胆机为主，由于香港的天气比较炎热，民用空调在那个时代还未普及，所以他们每次把玩器材，欣赏音乐总是弄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还乐此不疲。时间一长他们就号称自己是“发烧友”了。
　　  后来随着新事物、新体验的兴起，这一称呼不再局限于音乐领域，凡是对某些行业或某些活动与物品的爱好和熟悉程度达到一定境界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发烧友”，如“摄影发烧友”、“汽车发烧友”、“蹦极发烧友”……不过，为区别于传统的音乐发烧友，还是统称后来者为另类发烧友。
　　  社会万象总是有其不可预知的魅力，人们一旦钟情于某种事物，便会引发诸多无法想像的宗教式的崇拜、艺术化的追求，从而改变甚至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或是用一生去奉献、承担，以此表达自己内心的喜爱和责任。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接近艺术狂热的生活，但总难以与普通的现实生活交相混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只要与社会大众利益无碍，便不需要去干涉，或许这样也可以创造很多意想不到的社会价值或是艺术价值。
　　  日前，记者采访了几位可称得上是另类发烧友的主人公，通过讲述他们在生活中的“发烧”故事，感受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当然，这样的故事，也可以有很多……

 

倾其所有为收藏

采访对象：吴福龙
发烧对象：古窑青瓷
发烧语录：“为收藏瓷器，生活清苦一点，没事！”

  　　盛世兴收藏，此话一点儿不假。只要你往紫阳古街一站，那满街满铺的古玩字画、玉石器皿、钱币瓷具，无不是难得的“兴趣”吸引着过往客商。“寻找历史、延续历史”往往就是收藏人的最爱。
　　  在我们周围，就活跃着这么一批以收藏为乐的人，吴福龙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被评为“台州市首届十大收藏家”。
　  　去年7月1日晚，在东湖依水山庄举办的“全球通VIP俱乐部·艺术鉴藏沙龙”活动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人称“张青花”的张浦生教授曾对当晚展示的一件明代山水纹青花瓶大加赞赏，称它是那天上百件藏品中的“梅兰芳”（意即最好的）。这个花瓶，就是吴福龙众多藏品的其中之一。
　　  吴福龙是在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跨入收藏瓷器行列的，他的藏品以越窑为主，家中摆设，各种钵、盏、盘、罐、壶，名目繁多，形式各异。而最令他看重的还是对古城街道梅浦村凤凰山古窑出土瓷器残片的收藏。2004年夏天，因台金高速公路开始建设，线路经过凤凰山，在筑造路基时，几位民工发现了古窑址，一时引起诸多收藏爱好者的兴趣。
　  　吴福龙拿出自己收藏的梅浦窑瓷器碎片，青釉划花卧足碗残片、青釉莲瓣纹残片、青釉刻花深腹盖碗残片、绿釉划花盏……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轻轻地抚摸着，又高声地赞叹道：“这些花纹多么美，线条多么流畅，多么精致，多么富有立体感。”他一连用了多个形容词，不停地赞美，完全是沉浸在对这些北宋时期瓷片的陶醉中，一如深情地对待自己的爱人或儿女，并且是毫无任何顾忌地在外人面前流露自己的真性情。
　　  看着这些残缺不一的碎瓷片，记者不禁思量，如果有完整器件的标本，那该是如何一种享受啊。“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瓷器都是碎片。”吴福龙说，他曾经将这些梅浦窑瓷器标本的照片逐一地发到“古玩世界”的网上，供藏友们鉴赏品评，获得好评如潮。有些外省市藏友看到这些照片后，还特意不远千里跑到吴福龙家中一饱眼福，有时一个月会有七八批藏友来参观；甚至有些还通过各种渠道一路寻找到梅浦村凤凰山古窑址实地察看。
　　  “梅浦窑的青瓷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很相似。”据吴福龙讲，“秘色瓷”是指越窑青瓷中釉色、造型都堪称上品的高档青瓷，我们临海既然也有这种类似“秘色瓷”的瓷器，便是一种荣耀，是我市文物界的一大幸事。“我所有的藏品，都是只进不出的，我希望可以好好保留下去。”他还孤身一人带标本去南京博物院与6位专家论证梅浦窑瓷器的价值。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冯小琦等一行4人为了全国窑址普查的事，还来到吴福龙家中一起鉴赏他收藏的梅浦窑瓷片。

吴福龙：端详着这些古窑瓷器，身在现代，心却早已飞向远古。

　　
重任在肩担花鼓

采访对象：王吕员
发烧对象：上盘花鼓
发烧语录：“我保证花鼓在我手里不失传！”

　　　　上盘花鼓作为我市的一项民间表演艺术，于2007年6月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1月，省文化厅颁布民间艺人王吕员为上盘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吕员，上盘镇下灯村人，今年77岁。他回忆自己最初涉足民间艺术表演，是在12岁那年，由于五官端正，长相俊俏，嗓音清润而被当地艺人相中，此后时常随他们在庙会、请老爷或其他风俗节日时一起演出花鼓戏，多是男扮女装。教他花鼓戏表演的老师傅叫王道友。不过，王吕员的正式手艺学的是木工活计，在他看来，那时表演花鼓戏还只是业余的爱好。
　　  1956年，国家推行科学、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各地兴起文艺表演热潮，诸种形式的民间技艺相继被挖掘。那时恰25岁的王吕员，与张彩招（今年69岁）合演花鼓公、花鼓婆，参加了省的汇报演出，获好评，并被推荐参加1957年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元旦演出。这次演出获得集体奖，王吕员本人荣获优秀演员称号。取得巨大荣誉的王吕员，一下对花鼓表演兴趣高涨，加上县乡政府也对花鼓戏分外重视，此后他经常去三门、大田等地慰问、交流演出。1959年，经由省艺术处、省群众艺术馆和杭州电影制片厂的联合创作，诞生5人花鼓戏，1个花鼓公4个花鼓婆，并参加了省“五一”文艺汇演，王吕员再次名扬杭城。
　　  “花鼓戏的歌词、动作都还保留着原先的式样，这些不能随意更改。”如今，说起上盘花鼓，王吕员对它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感。原先的花鼓小调有80多个，但是老一辈的人只是口耳相传，并没有文字保留，导致很多歌词曲调散失。为了将上盘花鼓继续传承下去，王吕员经过多方搜寻，将所能记得的歌词进行文字整理，目前共整理出15首，包括《寄生草》、《和尚采花》、《小妹妹送情郎》、《约会》……这些歌曲一般长度在3至5分钟，多表现男女情爱，喜庆吉祥、赞颂如意、风趣幽默，为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
　  　面对“上盘花鼓传承人”的称号，王吕员在欣喜的同时，也有隐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许多民间技艺在悄然消逝，上盘花鼓也不例外。“不能让花鼓戏失传”，为此，王吕员一方面在抓紧文字资料整理、搜集的同时，也不忘培养下一代花鼓公和花鼓婆。至今为止，他已经培养出了20多对花鼓表演者，而正在训练的还有6对，其中，年纪最大的有40多岁，最小的是10岁。
　　  “现在比以前更加难培养”，王吕员暗暗叹气。原先是演员男扮女装演花鼓婆，现在，由于男性青年演员缺失严重，花鼓公只好女扮男装。而表演技艺上，花鼓公的戏又比花鼓婆难演。一般上台演出，至少需经过2个月的训练。有些动作，如果不是自己加以细细体会与揣摩，则显得僵硬，不自然。“就比如说《约会》里的戏吧，男子在见到相约的小姐以前，这一举手一顿足，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可以表达他心中的焦急与期盼，如果只是简单的按照戏路动作表演，就没有了韵味。”说着，王吕员就起身自己表演起来，现场展示给记者看。那种多年表演所锻炼出来的气质与神情，在他起身的一刹那，立马与戏中的角色融为一体，难辨真假。
　　  如今，13岁的王宁和10岁的王雅楠扮演的一对花鼓公和花鼓婆渐入佳境，其中，王宁是王吕员的孙子。或许，他已经将自己对上盘花鼓的期望寄托在了这些小辈身上，希望他们可以将上盘花鼓继续发扬光大。

王吕员：弓腰、抬足、捻须，只要一穿上戏服，俨然戏中角色，这就叫“道行”。

　　
自得其乐在根艺

采访对象：陈贵明：
发烧对象：根艺雕凿
发烧语录：“根艺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

　　   “根艺是一种树根造型艺术，也是一门发现的艺术。未发现之前，这些枯树根只是一堆行将腐烂的朽木；发现之后，便成了一种艺术品。”这是陈贵明对根艺的解释。
　　  陈贵明，今年68岁，退休前曾是吉利集团下属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会副主席。他是个爱好广泛的人，赋诗、画画、书法、篆刻、石头、盆景等皆有所长，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根艺方面成就最大。
　　  自1993年接触余方来（中国高级根艺美术师）后，在他的帮助指导下，陈贵明对根艺雕凿渐感兴趣，而且佳作频出：《山花烂漫》获全国银奖，《森林里的呼救》获全国铜奖，《谁说不能》获省银奖，而他本人也被评为“省根艺美术家”，并成为中国根艺美术协会会员。
　　  根艺的雕凿，树根的获取很重要。陈贵明一般都会从花鸟市场买或者与余方来等七八个根友一道，去附近山上捡拾枯树根。每年的1至4月份，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在花鸟市场等候近2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8点风雨无阻，就为了在第一时间得到农民挑担进城卖的各样树根。
　　  “很多人都在等，看到老远的卖树根的农民来了，大家就一起上去抢，谁先第一个拿到就是谁的。”陈贵明告诉记者，最多时有20多人一起上去抢，“哗”的一声，众人如潮水般涌出，少的也有三四人，“不光是为了根艺雕凿，也有人是拿树根栽种盆景的。”大家各自抢到手之后，拿到一边再慢慢欣赏。
　　  陈贵明记得有一次，抢到一个漆树的树根，因为对这种树过敏，他开始发烧，整个脸部都浮肿起来，连续3天挂针。谁知挂完针后，身体好些了，他又去碰那个漆树根，结果再次过敏、发烧。
　　  为了寻找树根，他一般每月要爬山三四回，通常一爬就好几个小时，满山遍野搜寻树根。数年下来，临海附近的几座山，他都爬遍了。
　　  树根拿到后，对它进行整个造型的构思，这往往是根艺雕凿的关键，有些形状是可以一眼看出的，有些稍加思考也能形成，而有一些却要花费数年。1995年获得省铜奖的根艺作品《同根》，底座是台湾岛的造型，主体是看似离群的鹤盼望回归的样子，几根伸出的枝丫自然地想像成鹤群伸长的脖子。“这是1993年时找到的树根，当时看不出来像什么，就扔在一边，直到有一天灵感突发，才把它制作出来”，而这时，离树根到手的时间已过去将近3年。陈贵明的好几个作品都是这样“难产”出来的。今年3月份刚刚完工的根艺作品《我美在尾巴》，讲述的是一只松鼠回眸自己大尾巴的故事，也是放在家中2年后才完成构思并制作的。
　　  在陈贵明的家中，处处可见根艺作品的影子。卧室里的12生肖组图，以及笔筒、笔架，甚至床头的台灯外壳，都是他自己用树根或枝条制作的。而在他的作品展览室中，4层展台已经堆得满满的，奔腾的浪花、舞动的衣衫、舒展的身姿、翘首企盼……张牙舞爪、龙飞凤舞、含蓄生动，各式的表情，不一而足。
　　  曾经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但是陈贵明拒绝了：“花了太多心思在里面，就像自己的孩子般，舍不得卖。”在他心中，根艺是一种高雅的艺术，雕凿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得其乐的享受。他平均每天要花费4个小时在根艺雕凿上，有时闲来无事，就坐在这些作品前，独自欣赏、回味。

陈贵明：闲来无事，便坐看这些根艺作品，扫尘除灰，关爱备至，乐在其中。　　

终其一生制杆秤

采访对象：蔡雪贞
发烧对象：木杆秤
发烧语录：，“不能丢掉祖传技艺！”

  　　位于我市紫阳街213号的永利秤店，创办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至今已有147年历史。这家台州府城的百年老店，它的传承发展也是中国近代秤史上的一个缩影。
　　  蔡雪贞是这家秤店的第5代传人，如今已54岁。身为女子，对于当初承接这门手艺的初衷，她坦言，自己那时并不是很愿意，只是父亲千百般劝说“不能丢掉祖传技艺”，她才应承了下来。而之所以找她接任，秤店的第4代传人蔡国煜也是深思良久的，家中子女8人，唯有这第5个孩子细致、耐心都胜于他人，因此打破“传儿不传女”的家规，将平生所学悉数传授。1978年，蔡雪贞开始学习制秤。
　　  蔡国煜老先生上过私塾，颇有文化。为了让蔡雪贞能定下心来，一门深入，他便时常告知女儿杆秤的渊源，以及掌握技艺的重要性，希望女儿从内心升起对制秤这门技艺的喜爱；为了使女儿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不至于枯燥乏味，他便时常陪伴一旁，讲述唐诗宋词、苏东坡的字、唐伯虎的画以及自己年轻时练字的故事；为了防止女儿技艺学成后心生骄傲，他就经常教导要保证质量第一、诚信待人，并讲一些历史上成功儒商的为人处事原则。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蔡雪贞不负父望，不到2年便技艺精湛，制成的杆秤外表乌黑锃亮，材质坚硬，刻度精确，秤花美观大方。逐渐地，她开始喜欢上这门手艺，并立志要将制秤的技艺传扬开去。1980年，蔡雪贞来到三门粮食局下的衡器门市部做了一名木杆秤老师，认真教授制秤手艺。
　　  学习制造木杆秤，要从练习打算盘开始，学会分珠、刻度、制秤花、刨秤杆，既费眼力又耗体力，是一门精细活，很多学生受不了苦都半途而废，坚持学成出师的没几个。这样到了1982年，蔡雪贞干脆回老家临海继续开店。由于前人打下的基础，永利秤店制作出来的木杆秤，向来以做工精良、衡量准确、价格公道著称，因而吸引了大批顾客，甚至仙居、三门等地的人都专门跑到临海购买，店里的生意一向很好，父女俩经常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半夜11点，有时还供不应求。靠着木杆秤这项硬手艺，蔡雪贞一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后来，随着机械秤、电子秤的出现，人们对于木杆秤的需求日益减弱，店里的生意也不如往年兴盛。经过研究，蔡雪贞针对社会发展的旅游需求，开发出样式新颖别致的礼品杆秤。2005年，随着紫阳古街的开街，国内外游人大批涌入，他们在欣赏古街古韵的同时，也对古街上的百年老店产生兴趣，其中永利秤店新研制的长度约30厘米的礼品杆秤，以其玲珑精巧的造型吸引中外游人驻足观看。此外，那根号称“中国第一秤”的木杆秤，长约3.5米，重达12.5公斤，最多可称量625公斤，也令世人对蔡雪贞的技艺啧啧称叹。
　　  30多年的制秤生涯，造就蔡雪贞的手艺越发纯熟的同时，也让她对杆秤生出了别样的情怀。为了将技艺源远流长，为了使后代子孙牢记家族的制秤史，她还特意在店里一角开辟出一个微型的杆秤博物馆，里面放着祖辈使用过的各种秤砣，有粗糙的溪坑石，有琢磨成型的石秤砣，还有铁制的秤砣；各种材质的砝码，象牙制作的戥秤，以及一本1956年的临海县税务局账簿。
　  　对于自己的传人问题，蔡雪贞也有担忧，唯一的独子对古老的手工制秤技艺不敢兴趣，只能向外招收学徒。如果学徒太杂，技艺不精，又担心影响百年老店的名声，因此蔡雪贞表示，目前暂不考虑带学徒问题，等到自己上了一定年龄后，再带徒弟。

蔡雪贞：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只将一生托付杆秤，好叫祖先泉下心安。